黄庆红，一名在温州打工的重庆籍农民工，因为一封写给铁道部的公开信，在春运即将来临之际，成为了“家喻户晓”的名人。事情的起因很简单，在温州打工的黄庆红多次去火车票的售票点排队买票，但是都没能买到票；售票员告诉他，现在铁道部开通了电话订票和网络订票，这两种售票途径的预售期都比窗口售票要早好几天，因此火车票都被人从网上和电话上订走了。黄庆红就给铁道部写了一封信，抱怨说自己以及工友们不会用网络订票，而且也没有网上银行，网络售票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困扰。

黄庆红把信送到报社的时候，绝对没有想到，他这几页纸会引起多大的影响力。温州都市报刊载了，央视播出了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，电话从四面八方打来。农民工，春运，火车票，网络售票，电话售票，这每一个词语都是热点，当它们聚集到一起的时候，引起如此大的轰动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农民工是弱势群体，现代化的售票方式在给一部分人带来便利的时候，给他们的回家之路增添了阻碍，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矛盾？

黄庆红大概不用担心买不到票了，热心的媒体为他提供了回家的机票；但是诚如黄庆红收到机票时说的那样，“我可以回家了，工友们还没着落啊！”，媒体能帮助一个黄庆红，但是帮助不了其他数以百万计的黄庆红们，依靠媒体的资助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。究竟该怎么办？铁道部是不是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？

电话售票和网络售票的预售期比窗口提前三天，目的是鼓励更多的人采用现代化的购票方式，这样问题就来了，“现代化”本身就带有不公平的色彩，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是unavailable的。这一点也不夸张，在我家乡的小镇上，银行的自动取款机都没有几个人会用，更遑论上网购票了。那就不推行现代化？也不好，在发售火车票这件事情上，现代化还是利大于弊。想来想去，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，比较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，就是三种售票方式的预售期还是保持其同，至少对于不会网购的人而言，在放票的那一瞬间，他们和其他人是平等的。